對于類似高額律師費的事件，我們需要正視和討論，同時，更需要重視背后的農民工維權成本高的現實難題，要呼吁和動員社會各方合力幫助農民工降低維權成本。一句話，要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，不能讓農民工流血又流淚。

　　據12月25日《工人日報》報道，2016年7月，貴州惠水縣一名農民工在建筑工地發生事故，造成頸6椎爆裂性骨折，頸脊髓損傷并全癱。其與廣東某律師事務所簽署委托代理合同時約定，律師費實行事后收費方式，前期律師辦案的費用由律所墊付，如果最終賠償額在80萬元到90萬元之間，按5%提成作律師費；賠償額在90萬元以上的，傷者只拿90萬元，其余全部歸律所。今年9月，傷者獲得一次性賠償款180萬元，根據協議，律所拿走90萬元作為律師費。此事引發熱議，不少人認為律師收費過高。目前，廣州市司法局表示已依法依規啟動調查程序。

　　從新聞報道來看，此事涉及一個專業行為——風險代理，簡單理解，其指雙方約定先辦事后付錢，所付金額與結果掛鉤。因為當事人和受委托律所都承擔一定風險，故而稱為風險代理。但是根據《律師收費管理辦法》的規定，諸如婚姻繼承、工傷賠償、給付撫恤金或救濟金，以及支付勞動報酬等特殊案件，不能實行風險代理。此外，風險代理收費最高不能超過標的額的30%。

　　以風險代理的方式代理工傷賠償等案件雖涉嫌違規，但在一些地方，卻不是少數，甚至成為“公開的秘密”。有的農民工受傷后得不到賠償，或者用工單位提出“私了”、賠償額不能令農民工滿意；有的農民工覺得索賠太復雜，愿意實行風險代理，以求省事、能拿到錢。一些律師以類似市場化的方式與其達成協議，一拍即合。某種程度上，這成了一種無奈的折中之選。

　　這種無奈的根源在于現實中不少農民工遭遇工傷后維權艱難。首先是勞動關系難認定，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雖在不斷提高，卻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因各種原因未能與用工單位形成勞動關系。而一旦出了工傷事故，農民工缺乏取證、固證的意識，勞動關系認定官司往往一打就是三五年。其次，工傷認定的程序較為復雜，工傷賠償有一系列前置環節，在工傷認定中用工單位又可依法提出行政復議、行政訴訟等，拉長了農民工維權的時間。

　　近年來，在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方面，國家層面和各地都采取了不少舉措，比如將惡意欠薪入刑、探索和落實工傷保險先行賠付制度、公益法律援助等，收到了明顯成效。但在一些地方，依然有農民工遭遇維權困境。比如，建筑行業多采取層層分包方式，一些農民工的勞動關系不明確，一旦出了工傷事故，維權時間長、難度大，不少人無奈地放棄維權，或者向用工單位妥協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相比耗時耗力去維權且結果未知的自我救濟，委托律師代理案件是受傷農民工“兩害相權取其輕”下最簡單直接的止損辦法。而律師代理此類案件也要冒著“白干”的風險，要付出大量時間、精力、專業消耗等成本。

　　眼下，對于類似高額律師費的事件，我們需要正視和討論，同時，更需要重視背后的農民工維權成本高的現實難題，要呼吁和動員社會各方合力幫助農民工降低維權成本。比如，落實相關法律法規，切實提升勞動合同簽定率，落實工傷保險先行賠付制度；鼓勵專業的律師力量積極參與法律援助案件，探索律師費轉付制度等。一句話，要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，不能讓農民工流血又流淚。